大厂、中年人、优化、裁员、35岁……
看到这样的字眼，你很难不产生焦虑。但焦虑之后呢？我们似乎不能只是靠堆砌这些话题的焦虑来完成对互联网大厂这一系统的想象。
于是，我们决定寻找那些在35岁关口徘徊，却没有进入管理层的“大厂中年人”，和他们坐下来认真聊聊，35岁，和35岁开始躺平这件事。
很快我们发现，大厂中年人，真的不好找。
我们的线人里，2/3表示自己的 team 里不存在35岁以上但仍非管理层的员工，而联系上的35+大厂员工里，1/3以没有时间为由婉拒，1/3表示公司规定不能接受采访，有问题请找公关团队。
而在愿意接受采访的1/3里，几乎所有人都要求匿名，且对拒绝采访的人表示理解——“接受采访风险太大，本来就是容易被开除的年纪”。
感谢愿意和我们认真聊聊这个话题的朋友们，以下是我们所记录的大厂中年人故事。
离开的，留下的
35岁红线是一个真命题吗？
这是我们向大厂中年人抛出的第一个问题，但似乎想得出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很难。
显性来讲，这个数字很少被白纸黑字写进招聘启事里，但无形的门槛更令人难受。
在二线大厂做一线员工的 Lindy 两个月前沟通某大厂的职位，猎头回复：“这边35岁的候选人建议只能竞聘 p7 以上的岗位”。Lindy 琢磨出了这里面劝诫的意味，只好若无其事地回答“那暂时不考虑了”。 
更多的不安来源于“中年人”与“年轻人”的相对论，而非一个确切的年龄本身。
面试过不下10家的 Yanny 总结，一些大厂的面试环节有一个非常吊诡的地方——面试官也不知道 ta 面试的人进来以后的职级是什么，很有可能 ta 招进来的人就是来替代 ta 的人。
因为这个设置，很多面试官会在面试环节刁难面试者。很多求职的中年人都遭遇过非常年轻的面试官，咄咄逼人，问题又刁钻又尖锐，好像在羞辱中年人，在 Yanny 看来，这只是这些年轻人害怕有经验的人进来挡了他们的路罢了。
强哥经历过最奇葩的一次面试经历，身处大厂 A 的他上午去大厂 B 面试，面试官问了他一套从顶层设计到地推铺开的刁钻问题。深感挫败的他下午回到公司当面试官，惊讶地发现对面就坐着早上的面试官。强哥把早上的问题重新问了对面一次，对面也没答上来。两人都陷入了尴尬。
至于为什么是35岁，而不是33或者38，Yanny 分析，有两个原因：
一个来源于外部，报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35岁是一个门槛，倒逼想进体制内找退路的大厂中年人在35岁前有所行动；
另一个原因则是出于内部的考虑——如果按研究生学历来算，35岁，刚好是毕业第10年，“如果一个人工作10年还没混出什么，大概率这辈子也难了”。 
但强哥认为这种逻辑恰恰是一种陷阱，“如果我65岁才退休，一辈子要工作40年，这才工作10年就给我的职业生涯定性，这是不是太强盗思维了，合着就人只有最年轻的黄金十年值钱呗？”
36岁的强哥，从2年前开始给自己暗自规划后路。
据他观察，在35岁后离职的同事，想要继续留在大城市，基本只有2种比较好的归宿。
第一，赚取行业信息差，跳槽到传统行业的互联网部门，这些传统行业的公司大概率不缺钱，至少在组建数字化团队方面不会吝啬，非常欢迎强哥这种有10年以上经验的资深互联网人。
第二，资源转化，35岁是踏入保险行业的黄金时间，工作10年以上，多少积累了一些人脉，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往往也已经组建家庭，上有老下有小，背上房贷车贷，身体偶尔发出健康警告，基本上不需要费太多口舌，他们就会主动来向你咨询。 
强哥打听过卖保险一个月能赚多少，前同事说比不了离职前，但一个月2万左右还是没问题，强哥想了想，还是留在了现在的大厂。
离开的人各有去路，留下的人，也要有自己的办法。
大厂每半年一次的考评，即使没有人犯错，也总要有人背最差绩效，这意味着没有奖金，半年或一年内不能晋升，且连续两次被评最差就会被开除，Yanny 的部门默认新人要背一次最差绩效——这是出于团队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同样是没有奖金，资深员工损失的可能是新人的2-3倍，本身就没有安全感的资深员工，很可能会因为一个最差绩效就选择离开。
但在薇姐看来，在她所处的更看重年轻人文化的某一线大厂里，中年人不可能为自己争取来这样的特权，34岁的她，在跳槽前是上一家团队的年龄中位数，在这里，她是年龄最大的人，甚至比自己的 leader 还要大三岁。薇姐一边心惊，一边暗自庆幸自己的薪资被年轻人倒挂——指资历浅的新人，入职时的薪水反而高过老员工——自己被优化的可变量又少了一个。
但这是一笔很好算的帐，同一个岗位，年轻人不会因为孩子生病、学校有事、照顾老人请假。在越来越卷的职场环境里，新入职的97、98、99年的校招生也通常来自海内外各大名校，薇姐的 team 里有 C9 的、有 G5 的、有常青藤的，毕业于双非的薇姐今年面试校招生的时候也会暗自想——如果是当年的我，来面试这个岗位会怎样？
答案是，连简历都不会被送到自己手上。
最好的，最坏的
薇姐进入互联网行业，最开始纯粹是个意外。
2011年她在一家全球五百强的外企实习，本来已经准备接转正 offer，结果同期的几位实习生纷纷决定去百度和搜狐，她顺口问了下薪水，得知一个月居然有8000这样的“天价”，彼时五百强带她的 mentor 工作了三四年，月薪4500，薇姐就此动了心思，一脚踏进后厂村。
薇姐回忆，那时想进互联网企业，不看重你是否来自名校，也不会有动辄7轮9轮的面试，只要你有一段相关的实习经历，来了能上手干活，大门就会为你敞开。2010年前后互联网行业迎来移动端爆发期，“机会遍地都是”，同一家大厂待3年的情况都很少见，美团滴滴抢人的时候，跳槽出去薪资翻倍都是常事，如今这个涨幅回落到30%，并且意味着你要背更重的 KPI。
薇姐承认，自己这批在35岁关口徘徊的大厂员工，或许是最后一波“赶上好时候”的人。“好时候”不止意味着低门槛，也意味着高福利，薇姐虽然至今没有晋升至管理层，但是多年跳槽和普调带来的涨薪，加上手里握着的股票，一年的总包也超过了50w，因为第一套房子上车够早，她和丈夫已经在北京供第二套房子。 
强哥也有自己的房产，入手的时候2万一平，问他现在的价格是多少，他说，模模糊糊知道在涨，但房子是用来住的，如果只有一套房产，知道价格没有太大意义。Yanny 刚到深圳买的海景房，现在成交价也已经涨到了将近一千万，即使窗前的空地早已盖满新的大楼，不能再称作为海景房。
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乘上大厂整体红利期最后一趟快车的乘客。强哥坦诚，早年做产品，用户没见过太多新东西，“随随便便做个功能上线就有人用”，即使没人用，试错的空间也很大，老板会说，没事，我们换个方向就行。但现在每个季度 KPI 不达标，需要具体到人承担责任，即使这个产品最开始来自于老板的错误决策，“自上而下，给我一种做任何努力都不会有成效的失望感”。
大环境越来越卷，强哥观察大厂里的年轻人，纵使比10年前的强哥做了更多的准备才有资格进入大厂，但接触的业务板块比起10年前来却越来越窄，“螺丝钉味儿越来越强”。 
不止是人的改变，还有更多信号在印证着大厂，或许已经不再是一个年轻人寄托职业理想的乌托邦家园。
行政福利的成本在压缩，强哥所在的某二线大厂，免费的水果下午茶，从每日搭配2-3种水果的果切，降级到每天一个苹果或一个梨，再到直接砍掉了这项福利，想吃水果，请下楼到自营店购买——这是一个被内部戏称为“工资回收计划”的项目。
另一类讯号则是原先标榜“自由、宽松、轻松”的工作氛围在收束，毫无预警地调整 OA 系统、强制要求起花名、增加成本审批程序、开会频率和时间都在增加——当业务增长迟缓甚至倒退时的焦虑和恐慌无处发泄，就只能用行政的手段来排遣。
强哥最近在看《奈飞文化手册》，奈飞是一个在全球有超过2亿订阅用户的流媒体平台，它的公司文化是不提供不必要的福利，不提倡把公司当家，一切以结果为最终导向，但提供远高于行业标准的薪酬。
强哥自嘲，现在国内大多数大厂，都从原先谷歌那套往奈飞这套转。
“但唯一的区别是，薪水没跟上来。”
改变的，不变的
让我们从系统再回到人。
大厂10年，除了薪水、奖金、股票、期权，赚比同龄人多一些的钱，这些日渐步入大厂职业生涯黄昏期的一线中年员工们，还被改变了什么？
或许在那些有家庭的人身上，印记会更加明显。薇姐和丈夫是典型的互联网双职工家庭，夫妻双方都是大厂员工，生了孩子后，四位老人采用轮岗制，每半年换一位住在薇姐的家里帮忙带孩子，“如果不借助外力，不可能把小孩养在身边”。
薇姐目力所及的范围内，这种互联网双职工的家庭，除了少数几个因为老人身体原因请了阿姨，几乎百分百都是这种模式——过去从三代同堂转变为了三口之家的现代家庭结构，如今在互联网双职工家庭里，再次回到了三代同堂。我们隐晦地问了她，现在都在鼓励多生，薇姐和丈夫是否考虑过再要一个孩子？薇姐坚决地摆了摆手说，生出来也是老人带，4位老人现在都70多岁，再来一个，老人不心疼自己身体她都心疼。 
另一种解决方式，是一方选择离开大厂。Lindy 怀孕时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她本准备从二线大厂跳入 BAT 其中一家拿双倍工资，但考虑到工作节奏，最终选择放弃。Lindy 的丈夫6年前从大厂出来创业，却一直因为要带孩子而施展不开拳脚，他曾提出让 Lindy 来他的创业公司，活少又能带孩子，可这样家里没有一份固定收入，也要冒很大风险。
一些大厂女员工选择放弃自己的事业。刘琳因为丈夫收入更高，在孩子上小学前辞掉了工作，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海淀妈妈”——放养教育不是不行，但刘琳坦诚和丈夫打心底里都无法接受孩子的“阶层滑落”。刘琳做决定的那晚，一个人在酒吧坐到2点才回家。 
两年后，当闺蜜面临“继续这份有职业前景的工作，分摊家庭压力”和“找一份薪资低但清闲的工作，安心辅导孩子”二选一时，刘琳有了别的答案，她一语道破——以现在的鸡娃程度看，孩子初中的内容家长都看不太懂，孩子上高中后你无力辅导，就会陷入迷茫；此外，在家辅导孩子，Ta 的成绩就是你的 KPI，如果成绩不好，又是另一种压力和失落。
说到这里刘琳“顿了一顿”，干脆把话说全，“到时候，你老公可能还反过来对你颇有微词”。
仍在大厂一线的薇姐，评价自己和丈夫之间，比起夫妻，更像是战友。她每天和丈夫相处的时间还没有和同事的多，但正因如此，两个人也很少有矛盾，他们偶尔会在一起讨论关于35岁和出路的问题。薇姐自知公司如果想干掉她，她没有还手之力，只求 N+2 能给到位，薇姐的丈夫已经做到管理层，在他看来，像薇姐这样仍在一线干活的老员工，最重要的就是四个字，听话，出活，公司不会干掉一个还在产出价值的人。
Lindy 也是幸运的，她5年前从0开始做的产品活到了今天，组里的人来了又走，连 leader 都换了2任，她成了整个公司最懂这个产品的人，“一时半会开不掉我”。她想得很开，如果公司有朝一日开掉自己，她就等待着回内蒙的那一天——Lindy 和丈夫至今没有拿到北京户口，等小孩读到初二，就要回原籍上学。
强哥依然在不动声色地为自己谋后路。虽然他最大的焦虑来源，已经从公司内部通讯软件转移到了微信里置顶的家长群，但“薪水+基金+股票+期权”的收入结构仍然给了他现阶段最大的安全感。他说，现在的生活就是一张平平的，一眼望到头的桌子，“我最大的任务就是专心给桌子多安两个腿”。 
Yanny 的进攻性和她对年轻人若有似无的敌意，终于在我们聊到她对40岁的打算时得到了解释。她正在供一套260㎡的房子，这是她的第二套，或许也是人生中的最后一套。她算过一笔账，即使从此刻开始，她不再涨一分钱薪水，不再涨一次职级，只要熬到40岁生日那个月，她就能顺利地还完最后一笔贷款，只要等到那一天，公司想怎么开掉她都行。
“我有手，有脚，人又聪明，只要街上还缺扫大街的人，我就不会有穷途末路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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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1 20:54:24
